魏晋时期玄学与书法关系研究综述
一、魏晋时期社会文化背景及魏晋玄学的兴起
宗白华先生是这样评价魏晋的：“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苦痛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因此也就是最富有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在中国历史上，魏晋是一个重大变化时期，不仅包括政治、经济、文化，还包括哲学、宗教、文艺。从魏晋封建说的观点来看，社会结构发生重大转变，门阀士族阶级站在了历史舞台的中心，中国自此进入早期封建社会。
社会变迁导致了意识形态和文化心理的表现，体现在两汉经学的崩溃。由于战乱频繁，现实中追求功名与富贵的机会十分渺茫，“立德、立功、立言”的目标也显得遥不可及。随着儒家思想影响力的削弱，士人为了寻找人生价值，将目光投向了强调个体独立与内在解脱的老庄哲学。一股新颖先进的思潮就在社会动荡和思想危机的双重压迫下产生了。李泽厚先生对这股思潮是赞不绝口的：“魏晋恰好是一个哲学重新解放，思想非常活跃、问题提出很多、收获甚为丰硕的时期……这个时代是一个突破数百年的统治意识，重新寻找和建立理论思维的解放过程”。宗白华对此也十分欣赏，他认为魏晋时代“人的精神是最哲学的，因为是最解放的、量自由的”。
魏晋的这一股思潮，从汤用彤开始就已被习惯地称为魏晋玄学。据汤一介先生的考证，“玄学”一词的使用可能早在西晋就已经出现——《晋书·陆云传》：“本无玄学，自此谈《老》殊进”。玄学思潮的出现早于“玄学”一词的出现，这符合某个思想潮流总是需要经过一定时间的整合才能形成一个概念的规律。
“狭义”的玄学影响着魏晋士人的思想，从而影响着艺术创作的发展。玄学的思想观念，如对自然的推崇、对神韵的追求、对虚静的感受，影响着魏晋士人对书法艺术的理解和品评。魏晋书法与玄学之间存在的关联一直是一个重要的学术课题。例如，在景俊琴的硕士论文讨论了玄学对士人、书法家的心态、玄学与书法品评的关系几个方面的影响。朱天曙在《中国书法史》中也认为玄学对书法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接下来，本文将分别阐述魏晋时期的玄学与艺术、美学领域相关的几个重要概念和书法艺术的核心特征，进而分析两者间的相似性，然后对学界关于两者间关系的研究进行梳理。
二、魏晋玄学与美学相关的主要概念与魏晋书法的核心特征
1、魏晋玄学与美学相关的主要概念
“玄”字源于老子《道德经》第一章的末句“玄之又玄，众妙之门”。如前文所述，魏晋玄学是在一个特殊时代背景下发展起来的一股思潮。汤用彤评价魏晋时期的这种新人生观：“其期望在超世之理想，其向往为精神之境界，其追求者为玄远之绝对，而遗资生之相对”。事实上，玄学本质上是一门哲学，包含着各种各样的哲学观点，比如“有无”问题等。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和汤用彤《魏晋玄学论稿》均对魏晋玄学作了全方位的研究。笔者在此无意罗列出玄学的各个门类及其发展历程，而是将重心放在玄学中与艺术审美相关的几个核心概念：神韵、自然、虚静。
“神韵”并非魏晋玄学中处于最高范畴的术语，它更常见于描述人物品格、风度以及艺术评论中。“神”被用来指难以捉摸的事物内在的精髓，如《周易·系辞上》：“阴阳不测之谓神”；“韵”最初指声音，后引申为韵味。“神韵”一词最初出自谢赫《古画品录》第二品：“神韵气力，不逮前贤，精微谨细，有过往哲”。在《世说新语》中，与“神韵”类似的词语（如“风神”“风韵”等）被用于描述人物，如“天锡见其[王弥]风神清令，言话如流，陈说古今，无不贯悉”“阮浑长成，风气韵度似父，亦欲作达”。今人宗白华则有“晋人之美，美在神韵”的观点。从对人物品格风度的描述，可以看出魏晋玄学对于人物精神气质的重视。
“自然”本是道家哲学的核心观念，在《老子》《庄子》中被反复强调。“学不学，复众人之所过，以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是老子的态度，“圣人法天贵真，不拘于俗”是庄子的态度。这里的“自然”，是一种自足自洽、无为而成、不加雕琢的状态——合道。贡华南曾分析过“自然”从《老子》到玄学的变化，自然被王弼、郭象等玄学家赋予哲学色彩，也被提升为玄学的最高原则，如王弼“自然者，无称之言，穷极之词也”就是将自然视为普遍价值。
“虚静”最初也是出自道家，《庄子·天道》有“夫虚静恬淡，寂漠无为者，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至，故帝王圣人休焉”。“以无为本”的魏晋玄学则进一步发展。陈顺智指出，玄学家继承发扬老庄崇尚虚静的观点。王弼在为《老子》作注时，常常将“无”与虚静联系起来。例如王弼将虚静视作本体：“凡有起于虚，动起于静，故万物虽并动作，卒复归于虚静，是物之极笃也”。虚静更多地强调内心的态度，是自然内化在心中的体现，是心的自然。
2、魏晋书法的核心特征
李泽厚先生曾说过，书画是线的艺术，书法则是把这种线的艺术高度集中化、纯粹化的艺术。在中国书法史中，魏晋时期的两百年是一个突出的时期。书法从一种实用工具成为一个独立艺术门类。草书、行书、楷书经过东汉时期的发展已趋向成熟，书法逐渐成为一种有意识的欣赏对象，文人开始有意识地追求书法美——这个过程被称为书法的自觉。以钟繇、王羲之、王献之三个流派为代表的魏晋时期书法深刻影响了中国书法的发展——后世的技法都是在魏晋书法的基础上进行变化和丰富。
先从书法本体的角度来看魏晋书法的特征。从笔墨上来讲，郄家伟指出魏晋书法讲究中、侧同用，疾、涩并存，强调抑扬顿挫、一气呵成。例如，王羲之《题卫夫人〈笔阵图〉后》中有：“若欲学草书，又有别法。须缓前急后，字体形势，状如龙蛇，相钩连不断，仍须棱侧起伏，用笔亦不得使齐平大小一等”。从章法上来讲，王羲之也有评述：“若平直相似，状如算子，上下方整，前后平直，便不是书，但得其点画耳”。魏晋士人一定不会喜欢这样“横平竖直”的书法的，他们喜欢的是各种不羁的结构。以王羲之的名作《兰亭集序》为例，不仅每个字结构优美，全篇的章法也值得品味，“前后相管领，相接应，有主题，有变化……十八个’之’字，每个结体不同，神态各异，暗示着变化却又贯穿和联系着全篇”。
风格上，于东新总结了魏晋书法的三大特征——自然风骨、内在气韵、飘逸狂放。首先是自然。魏晋书法的自然有两层含义，首先是字体形态的自然。用“自然”来评价书法可见于卫恒《四体书势》“矫然突出，若龙腾于川；渺而不颓，若雨坠于天”等，孙过庭的《书谱》中也有类似的用自然之景来描述书法的语句：“观夫悬针垂露之异，奔雷坠石之奇，鸿飞兽骇之资，鸾舞蛇惊之态，绝岸颓峰之势，临危据槁之形……”另一层含义是文字的不事雕琢，如同骈散结合的《兰亭集序》相较于整齐的骈文一般，给人以流动飘逸的感觉。第二是气韵。中国书法界向来有“晋人尚韵、唐人尚法、宋人尚意”的说法。谢赫在《古画品录》中就将气韵置于论画六法中的首位，可见气韵对于晋人是多么重要。值得注意的是，书法的自然往往有助于表达神韵。魏晋文人热爱自然、不虚伪的特质运用到书法艺术中时，就会透露出一种别样的气韵。《中秋帖》《丧乱帖》等毫无雕琢的自然感，则显得更为感人。至于第三个特征飘逸狂放，则可体现在由魏晋以前“书法”的刻板规矩到魏晋以后人的觉醒，以及楷、行、草书逐渐流行的过程之中。另外，尽管魏晋书法的狂放程度不及唐代张旭、怀素那般极致奔放，但考虑到魏晋正值社会结构转型之际，它所呈现出的张扬的书风以足够视为突破性的表现。
三、魏晋玄学与书法的关系
魏晋玄学与书法艺术的关系是近年来学界关注的交叉性课题之一，涉及哲学、美学、书法史等多个领域。在先前提到的魏晋玄学中与美学相关的神韵、自然和虚静概念，与魏晋书法的几大特征之间，存在着显而易见的相似性。神韵之于玄学与神韵之于书法是类似的，无论是“晋人美在神韵”（玄学）还是“晋人尚韵”（书法），都强调内在的气质。玄学中自然的无为而成与讲究不加雕琢的书法也有着异曲同工之妙，都是顺势而为，玄学讲求为人处事的不做作，书法讲究自然粉骨。至于玄学中强调内心态度的虚静，扬雄有言“书，心画也”，周蕊认为，书法是以心为内核的，书法中内心的自然与玄学所要求的虚静心是相对应的。另外，魏晋书法飘逸狂放的特性本身就与玄学对两汉经学颠覆式的发展有关。由此可以看出，魏晋玄学的概念与魏晋书法的特征是十分相似的。
但是两者之间的关系并不限于特点的相似。第一部分已粗略提到，魏晋玄学影响士人的思想，从而影响文艺创作。不少学者认为，魏晋玄学特别是“自然”“虚静”“神韵”等观念，对士人的创作心理产生了深刻影响。景俊琴将玄学对书法的影响分为对士人、书法家的心态以及玄学与书法品评的关系两个方面。朱天曙则认为玄学促进自我意识的觉醒，以及魏晋文人在充分认识自然之美的同时意识到的人性美与艺术美的和谐，从而促进书法风气的兴盛。王天乐、曹斌等人都分析了魏晋书法中所蕴含的玄学特点。可以认为，他们的观点都是魏晋玄学对书法的影响首先是从对人的影响开始的，玄学的兴起与风靡使人有了一种新的观念。这种新的观念既影响了书法创作者的创作心态、目的与品味，还影响了书法批评、书法理论的发展走向。值得注意的是，这几位学者所使用的玄学一词是狭义上的。
这种玄学的盛行产生的新观念是否是所谓的魏晋风度？此种提问未免显得过于简化，因为二者之间并不存在明确的因果关系。与其说玄学引发了魏晋风度，不如说玄学构成了魏晋风度的重要思想理论基础，或者更准确地表述为：玄学是魏晋风度在思想、理论层面的具体化形式。因此，玄学对魏晋书法的影响本质上是魏晋思潮下士人审美倾向和人生观、世界观的转变对书法造成的影响，这种影响被后人总结为玄学对魏晋书法产生影响。以景俊琴的论文为例，他的论文中，玄学对书法的影响仅是一章，除此之外他还对魏晋风度对书风的影响，以及魏晋时期文化、政治环境对书法的影响进行了讨论。他也并不认为玄学是影响书法的唯一因素。类似地，朱天曙对于玄学的影响的描述是十分模糊的，他并没有如景俊琴一样详细论述玄学对各方面的影响，而是略提玄学风靡与人性解放：“自我意识的觉醒，促进了书法风气的兴盛”。他这里就是在说广义的玄学。
如果将玄学广义化，即视它为总的魏晋思潮，那么关于玄学对书法产生的影响的讨论仍是有意义的。首先就是对创作者心态，或者说书法创作本身的影响。神韵自然不必多言。书法创作心态很容易联想到玄学中虚静的概念——书法家在创作的时候内心一定是“有起于虚，动起于静，卒复归于虚静”的。另外，魏晋士人是热爱自然的，“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对自然的热爱是玄学所提倡的观念，自然源于玄学，最后在书法创作中有所表现。自然和心，构成了书学的两大本体。玄学对于书法品评的影响体现在“形神”之辨，“言意”之辨等玄学辩论之中。以“形神”之辨为例，它就是对“形”与“神”孰轻孰重的辩论，最初是用在人物品藻上（前文提到过，“神韵”一词最早也是用于评价人物的）。“神韵”从人物品藻被挪用至艺术（包括书法）品鉴上，于是魏晋的作品也竞相追求神韵的表达。当然，书法本身也会影响书法批评，这是因为对某种艺术的批评往往是在该艺术门类出现后一段时间才发展出来的。可以说，玄学既直接影响书法批评，又通过书法以间接的方式产生影响。此外，现有研究多集中于王羲之等代表人物，尚缺乏对二三线书家的个案研究。
魏晋玄学使得士人在思想上达到空前绝后的解放，而魏晋书法则是魏晋士人独立人格与自由精神的最形象的表现。两者其实都是魏晋思潮（广义玄学）中的一部分，（狭义）玄学是理论化、抽象化的形式，书法则是生活化、艺术化的形式。我们固然可以说（狭义）玄学的兴起对书法的自觉历程、审美观念的发展产生了影响，但是这两者都是魏晋风潮（广义玄学作用在士人上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