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是不是想象的共同体？

引言

最近两年，国家民委官方发布的媒体文章明确指出“中华民族不是想象的共同体”。“想象的共同体”是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在《想象的共同体》中提出的著名概念。书中，安德森对民族作出了定义：“它是一种想象的政治共同体——并且，它是被想象为本质上有限的，同时也享有主权的共同体。”（安德森，6）本文将从共时态-历时态这一对概念出发，将安德森的“想象的共同体”与中华民族进行比对分析，进而讨论中华民族是不是“想象的共同体”这个问题。

“想象的共同体”与共时态

共时态首先强调“共时”。安德森认为，人们对时间的理解的变化是民族的想象共同体的文化来源之一。随着世俗科学的发展¹，人们对时间的理解从中世纪的与“时间并进的同时性”的概念转变为一种“同质的、空洞的时间”的观念（安德森，23），使得对民族的想象成为可能。安德森以四本来自不同文化、不同时代背景的小说说明，对民族的想象存在于一个在时历中前进的过程之中。以报纸为例，彼此独立的事件在同一天的报纸上被一并罗列，表明它们之间的关联是被想象出来的。

安德森强调印刷资本主义、标准语言、官僚教育体制等是促进想象的要素，这些要素同时也是共时态的关键机制。在论述殖民地民族主义的起源时，安德森提出了“世俗的朝圣”（安德森，53）这一说法。类比宗教的朝圣，世俗的朝圣之旅就是官僚体制中的行政官员从某个城镇开始一步步到首都就要职的旅程，在这个盘旋而上的旅程中，他接触了“同为热切朝圣者的官员同事”（安德森，54），某种想象就诞生了。为什么他和官员同事会同时出现在这里？类似官僚体制，教育体制也会构建出教育的朝圣之旅（安德森，110）。

共时态同时还暗示了同时²的不同地。再次以安德森行政官员的朝圣为例，官员在盘旋而上的旅程中会到达不同的地点，接触到不同的家族，在接触的过程中，他会惊奇地发现他们竟然说着相同的语言——这也无疑会激发出他的某种想象。另外一个例子是前文提到的报纸，同天的报纸上的各个事件的发生地也是不同的，让读者意识到远方发生了怎样一件事。这些“世界性的事件”会被折射到一个读者群的特定想象之中（安德森，60）。

从共时态的角度来讲，中华民族毫无疑问是“想象的共同体”。当今国家通过制度、教育、媒体、政治话语等一系列方式去强化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事实上就是在进行民族认同的建构。比如，当我们在媒体上不断阅读到对少数民族生活习俗的报道，感受到“中华民族一家亲”“五十六个民族是一家”等多次出现的语言风格等，我们就会不由自主地想象出我们和他们是有关联的，我们和他们同属于一个共同体之中。又比如制度方面在《民族区域自治法》中反复强调“各民族平等、团结和共同繁荣”³。这些建构方式符合“想象的共同体”的各种要素，同时也是维护政治合法性的手段——这种手段并无对错之分。

中华民族与历时态

历时态关注事务随时间的演变。国家民委所提出的“中华民族共同体不是’想象的共同体’”其实还有后一句——“而是历史必然和历史事实”⁴。这其实暗示了国家民委的结论是建立在历时态的基础之上的。

古代并没有“民族”一词，“民”与“族”是两个独立的概念，“民”指人民、庶民，“族”指家族、宗族⁵。与当今“民族”相近的概念有“华夏”，它的发源可以追溯到青铜器时期（费孝通，4）。在”华夏“的世界观中，“华夏”居于天下中心，“四夷”在边缘，两者共存于“天下”之内，但地位不同，相互关照。由于这种观念，“华夏”对“四夷”采取的原则是“用夏变夷”与“不臣不治”。“华夏”虽然没有“中华民族”的观念，但有着与共同体类似的思想。可以认为，中华民族的民族共同体是已经开始形成（自在），但当时的人们并不能意识到这一点（自觉）。

这种共同体随着朝代的更替进行着巩固和发展⁶。一个值得注意的点是“少数民族”对“中国”对贡献。魏特夫将中华帝国⁷对政权形式分为典型的“中国王朝”与“渗透王朝”/“征服王朝”，所谓“征服王朝”就是以军事征服方式建立的王朝，如辽、金、元、清。“征服王朝”往往具有二元性甚至多元性的特征，即两种或者多种体制的共生而非融合。清朝皇帝的多重身份——身为统治者的皇帝与大汗、作为八旗主子的额真、信仰藏传佛教的文殊皇帝⁸——就是一个极佳的例子，皇帝的多重身份意味着政权体制的多元性。二元制（多元制）使得将中国各地区整合为一个政治共同体成为可能。由“征服王朝”开创的制度，被后来的典型“中国王朝”沿袭，并逐渐融入为“中国”制度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在上述的过程中，中华民族作为一个实在的民族共同体逐步形成，但是中华民族作为自觉的民族实体实在近百年和西方列强的对抗中形成的（费孝通，16）。在中国近现代历程中，中国人逐渐形成“国家”“民族”的观念，“中华民族”这一概念被梁启超首次提出。抗日战争无疑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转折点。中华民族的彻底自觉，或者说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也是在抗日战争过程中完成的。这种共同体意识的形成可总结为三个方面⁹：一是日本侵略激发了各族人民对中华民族大家庭的认同，二是人们意识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对于赢得抗战的重要性，三是人口的大量内迁促进了各族人民的交流交融，从而，“华夏”“四夷”的传统民族关系转变为“中华民族”这个共同体。

当我们站在中华民族从自在到自觉的民族共同体发展史的角度，即历时态的角度来看，中华民族无疑是一个实实在在、毫无虚假的共同体，它是由历代王朝统治、多民族互动、以及未提到的语言、文化融合等逐渐形成的。

总结

本文从共时态与历时态这一对概念出发，分析中华民族是否是一个“想象的共同体”。从共时态的角度，当代中国民族认同建构的中华民族是“想象的共同体”；而从历时态的角度，中华民族作为一个具有历史厚重感的文化历史延续并不是一个“想象的共同体”。

当然，简单地从共时态与历时态出发并不能解决问题的全部，因为这会带来二元对立的观点。关于“中华民族是否是’想象的共同体’”这个问题，我们或许不该拘泥于“是”或“不是”的二元对立，而是采用更复杂的框架进行描述。笔者的一个想法是将中华民族看成“不是完全基于想象的共同体”。一方面，中华民族在现代国家中固然有被制度化、形式化，有想象的成分；但在另一方面，中华民族的想象有着深厚的历史依据和文化积淀。简而言之，中华民族是一个建构于共时态、并扎根于历时态的“不是完全基于想象的共同体”。

主要参考文献

• 课堂PPT
•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吴叡人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1版
• 费孝通：《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载《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9年第4期，第1-l9页。

1. 也正如安德森在书中所说，两者的关系有待更深一步的探讨 ↩

2. 这里的同时并不是精确到某一分钟的同时，而可以理解为一个宏观上较短，微观上较长的时间范围 ↩

3. 引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https://law.pkulaw.com/falv/9b0f6343aa5383eebdfb.html（2025.4.7） ↩

4. 中共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党组：《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加强和改进党的民族工作》，共产党员网，https://www.12371.cn/2024/02/01/ARTI1706752685844631.shtml（2025.4.6） ↩

5. 王力：《王力古汉语词典》，中华书局，2000年第1版，第560页，第422页 ↩

6. 这里所说“巩固”和“发展”是站在今天的立场上所做出的结论，但当时的人们可能并不这么认为。 ↩

7. 公元前211年到公元1912年 ↩

8. 可见https://theme.npm.edu.tw/exh111/chengdesummerresort/ch/page-3.html（2025.4.6），网站给出了各个身份的记载 ↩

9. 郑大华：《论抗战时期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载《抗日战争研究》，2024年第3期 ↩